相对这些官员，更多的吏员，对于朝廷来说，反而是一件更麻烦的事情。
    流水的官衙铁打的吏员。
    几乎所有的吏员，都由本地人担任，而很多吏员，甚至是代代相传，爷传子，子传孙，长期下来，吏员操控官员控制地方的事情，屡见不鲜。
    对于这样的局面，新上任的吏部尚书周卫，出了一个点子。
    作为一个在基层岗位之上工作了数十年的老官僚，对于这样的局面，周卫算得上是心知肚明。
    给吏员升官员，开一个口子。
    从吏到官，是一道天堑。
    很多人一辈子也无法跨过这道坎。
    当然，另有一批人，是根本不想跨过这道坎，他们只想呆在原地，呆在这个舒适区里把控一切。
    周卫建议，对优秀的吏员，使用推荐制度。
    由本地官员举荐优透的吏员为官。
    一旦为官，可就不能在本地了，异地为官这是常识。
    如此一来，为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吏找开升迁之门，另一方面，也可以把那些盘踞地方的吏员家族撕开一个口子。
    只要你离开了这个地方，只要你不再呆在这个职位之上了，那自然就可以好好地查一查你这个人是不是违法乱纪了。
    这个世界，向来不乏落井下石之人。
    萧诚的第三刀，挥向的是户部。
    确切地说，是指向了大宋的税务。
    江宁新宋，农税的收入，在朝廷收入之中，已经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天宋二年的统计，农税只占了朝廷整个税收的二成，其余八成，均来自非农业税。
    而商税，则是其中的最大头。
    大宋的商税已经相当的制度化为规范化了。
    住税和过税是大宋商税的主要税种，住税即买卖交易税，税率在百分之三，过税则是商品流通税，税率为百分之二，早在大宋太祖元年，便有明确规定：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意思是说收税的条目要张贴于官署、衙门的外墙壁上，以彰显公开透明，便于互相监督，如果不是公开的征税条目，则商人可以拒绝缴纳并且可以越级上告。
    当然，对于偷税漏税的惩罚，也是极其严重的。一旦发现，则没收偷税产品的三分之一甚至于一半以上，更甚者，则是要去坐牢房了。
    而对于贩夫走卒，引车贩浆者，宋朝则是免税的，这一条，可算是相当的亲民了。甚至还有明确的规定，乡村百姓，贩卖一点自家产的鸡鸭鱼肉，疏菜瓜果，皆可免税。
    大宋的这些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商品的流通和商业的兴盛，也方便了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得物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百姓们经商的兴趣大大增加。
    盖所获利博，岂肯蓄藏于家？
    因为这些政策，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加，国家征税的范围反而得到了扩大，看起来减税的范围很多，但国家税收反而大大增长了。
    当然，大宋商税的大头，主要来是来自于禁榷商品以及大宗货物。
    烟、酒、茶、盐、铁、媒、香料等利润高、流程简单的行业，被纳入到了国家经营的范围，只需要投入极小的资源，便能获得很高的利润。
    而对外贸易，也是其中一项。
    除了朝廷主持的大宗对外贸易之外，也鼓励有实力的商人进行对外贸易。而这些贸易的利润也是极其惊人的。
    相对于商税，农税则是相当简单的。
    就是亩税一斗。
    这个税率是相当的低了。
    如果你亩长一石，则算是十税一，但如果你亩产三石呢，那可就是三十税一。
    像在贵州等地，随着粮食亩产量节节增高，农民所交的税，是越来越低。
    在大宋，城市居民还有另外一种税要交，那就是房屋税。
    像在江宁石头城，以前的房屋税，每年大概是在三百文钱，并不算高。
    而在江宁石头城拥有房屋的人，这几年可是赚得盆满钵满，谁也没有想到新宋成立之后，竟然把都城选在了这里。
    只不过转眼的功夫，这里的房屋价格，便打着滚的往上翻，三年时间，房价涨了五倍有余。而上涨的房价也带来了房屋市场的交易火爆。
    在大宋，主持收税的部门，是户部。
    江宁新宋，自然也不例外，而掌控这个部门的，则是江南派的徐向奇。
    现在，萧诚要对户部下手了。
    枪杆子和钱，这是一个国家的两条腿。
    怎么能不将其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萧诚要将收税的权利，从户部的手里剥离出来，成立一个单独的部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皇城司也好，知秋院也罢，这几年来，都在努力地收集着户部在税收方面出现的重大纰漏或者说是贪污腐败现象。
    就在各衙门准备休沐过年的时候，监察院突然发力，光是江宁一地，便抓了数十名官员，而毫无意外的是，这些人全都是跟税务有瓜葛的官中。
    上至户部主持税务的员外郎，下至大型榷场的主管，吏员等。
    厚达一人高的卷宗，此刻便摆在徐向奇的面前，让他的脸色有些发白。
    而萧诚高高推到他面前的那本汇总的帐薄，则显示着仅仅是江宁一地，去年因为贪腐、官商勾结或者疏忽大意而至的税款流失，就高达十数万贯，如果将这个数字放到诸于整个大宋控制的区域，损失之大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