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的教育向来是提倡爱心的，而且中国做为文明古国和礼仪之帮，总让世人一向认定，我们是一个乐于助人又十分友善的民族，这当然是值得我们为之骄傲的。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互助友爱的思想，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发现，在重大的国际善事方面，做为大国和大民族，我们似乎做得很好，很慷慨。可是，对于发生在我们身边同胞的一些事呢？最近几年来，我们发现，总是做得不太好，而且总有让人感觉冷漠的事态发生。
说国人的情感和心性向来是向善的，这似乎无可置疑。然而，正是这种无可置疑，让我们一些同胞的向善心理，慢慢转化成漠不关心的冷漠。善与软弱以及麻木原本只有一界之差，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良善之心是很容易隋落成为懦弱的。最先国人总想，让人欺负不是什么坏事。正是基于这种精神，让我们的民族差点让外强给奴役了。而最为可悲的是，国人似乎总要让人欺负到活不下去，才会奋起反抗的。
是的，这就是我们对和善民族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还会形成一种转基因，让它成为可怕的麻木。由于善心而成就退让，最终成就懦弱的根源。而懦弱的根源又让国民闹腾成不爱惹事生非和一昧逃避的心态。久而久之，对任何世事漠不关心，遇事提不起热情；只要无关于己，就一走而过，避而开之。这就是可怕的麻木思想！
因此，1933年鲁迅先生在经验之中谈道：“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人有暴病倒地，或者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却极少的。”——这就是病因了。
接下来，他又说：“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此话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说起，这样的事实经过一个封建王朝的没落之后，形成国民的麻木思想。这种麻木思想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不但没有觉醒，反而因为社会的初步稳定，越演越烈，最终让日本军国主义有机可乘。
是的，八年抗战和三年人民解放之后，中国以一个贫穷多灾的面目站立起来了。应该说，人民是当家作主了，其思想觉悟是高尚的，精神面目是崭新的。然而到后来甚至于太过敏感，以至于我们的一些人民也变得黑白不分了。这是另外一种觉悟所造成的过量行为，这种过于敏感的过量行为，在当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给许多人留下深深的创伤。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思想似乎有所转变了。然而，当我们有点富裕之后，金钱的压力让我们的国民又开始了另外一种极端。在很多人眼里，除了钱，除了经济发展，大概就不会再关心一些什么了，因为一切的东西都只是身外之物。这种现象所形成的另外一种极端，在当今很多老百姓眼里，慢慢形成开来。只要自己能够平安，能吃饱穿暖，其它的诸多事情，已不再热心，不用去管去问了。
人们已经把两个极端的事例明显化、社会化了。造成当今国人和社会环境开始扭曲、蜕变的原因，有两个极端现象。这两个极端现象明显地体现在：其一，救护老人的好人，反让其家属以伤害罪敲诈一把。因此，不能再做好人了！其二，因为不能做好人，当一个孩子让车辗了，十几个人默然走过而无动于衷。这就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的，当今很多老百姓愿意相信这类事实。
这其中，就有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和“路人围观或甚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却极少的”从鲁迅先生说这话一直到今天，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期间也有出现过雷锋之类的好人好事和好时代。可是，这种现象为什么又死灰复燃呢？
当我们稍稍富裕和安定之后，为什么我们对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和事情无动于衷呢？又为什么受到别人帮助时，往往会想到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呢”？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是什么原因造就我们这样的社会呢？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两个极端呢？是这二、三百年来封建懦弱的残余思想；还是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金利主义呢？我想，这些大概都有吧！
倘若1933年鲁迅先生如是说法，是因为大清灭亡之后长年累月的军阀混战让民不聊生，让人民精神麻木，而产生的漠然思想。但是，在我们的今天呢？是不是大运动之后的猜疑和恐慌，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富有和贪婪，造成我们今天的国民思想负担呢？
当一个国家的一些官员出现腐败现象；当一个国家的慈善和公益资金也会变质；当一个国家的商人把应交的税务当成收入；当救死扶伤的医生也不拒绝红包我们不得不扪心自问，在这样的环境下，老百姓会怎样想？他们的思想为什么就不能停留在上面所提及的两个极端当中呢？
大清帝国之后到民国之间的百年悲哀，让当时的人民面对世态极其冷漠；而当今幸福的中国人民，在金钱的奴役之下，难道又将开始一次新的冷漠吗？鲁迅先生这句话，说了近百年了，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人民，是应该有所觉悟了。可当一切都只能以钱论斤两的时候，国人的良善又将走向何方呢？
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富强，定然要做到匹夫有责。这种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延续到和平世界的社会里，那是对国家对民生的负责。抛开冷漠思想，对任何事都有爱心和责任；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不要做冷漠的国民